歌手黎明在中環海濱開演唱會，但在昨晚首場表演開始前公布取消當晚表演，原因是場地使用了不合消防規格的物料。黎明公開道歉。
道歉？啊多清新。他承擔責任，還鞠躬致歉，在現在這個環境下，大家接受道歉之外，甚至對他佩服起來。連我也對他佩服起來，對他的好感倍增，而我看到聽到的也都是正面評論。所謂“這個環境”，是指香港在梁振英出任特首後，社會撕裂、充滿怨氣。行政長官既剛愎自用、好高壓棄懷柔，不免上行下效：政府與高官永遠沒錯，永遠都是其他人的錯或是誤會。在這個環境下，黎天王直接道歉認錯，不狡辯、不套關係搞特權繞過消防處，直有如渾水中的一縷清泉。
演唱會在拆除不合規格的物料後獲發牌照，第二晚的表演得以進行。有效的危機管理：先承認問題所在，道歉，毋須再爭議責任誰屬，不讓這問題有機會發酵，然後着手解決事件。黎先生單人匹馬解決公關災難，無招勝有招，高手高手。
全城為之心折。
友人正在荷蘭鹿特丹旅遊，剛重遊了Cubus Houses。友人寫道：“記得以前去看Cubus Houses，附近有一圖書館，一doner kebab/cafe店，周圍就沒甚麽其他。以前那kebab店好像可以付費上網。今次我又入去附近那kebab店，老闆問我是否日本人，我說從香港來，他問我說mandarin否，我說會說一些，跟着他就和我說普遍話。他貌似土耳其人，不過帶多點中亞樣子，他說他來自東突，中國就叫新疆，及新疆原來不是中國的，西藏也不是。看來是pro疆獨的。我也說新疆、西藏原來就不是中國地方。他說廣東原來也不屬中國。我說廣東是南蠻之地，是barbarian。”
我說：“有趣。但首先需要定義何謂中國。”
朋友續寫道：“中國是好vague。中原叫廣東一帶南蠻地，是放逐不聽話京官的地方。”
我答：“很多大屋都有放雜物的地方。”
友人說：“歷史好野蠻和殘忍。荷蘭Golden Age亦有好黑暗的一面。一路旅行，一路上歷史課。”我答：“係。地理課、通識課。”
故事繼續：“在kebab店，有幾個男子入內，似遊客，因不懂荷語，嘗試用英語問老闆，我初初聽不到他們原本說甚麽話。後來他們點完食物，坐下互相交談，我才聽到他們說西班牙語，那個較像中東人的可能是西班牙南部人。老闆和他們寒暄，問他們哪裏來，又說天氣。
老闆問西班牙現在幾度，說何蘭4月天氣不穩定，又說荷蘭人常說3樣東西常變，天氣、女人、和第三樣他說不懂英語如何說，跟着他說了幾句英語想解釋，之後就對着我說“法律”。我聽了就翻了英語及西班牙語給那些西班牙人。”於是普通話成了自稱東突人的荷蘭人和西班牙人的橋樑，雖然只是一個詞語。
上個週末在台北這樣渡過了四天三夜：
第一天，聽弟弟的朋友介紹，到台大逛了一圈，又到小巨蛋對面微風南京的參和院吃了新派台菜。
第二天去台北市立美術館逛，然後在圓山的神農食堂吃120台幣的簡單午飯。接着去了淡水，逛了老街、真理大學和紅毛城，又買了有名的牛軋糖作手信。太累了，回酒店吃便利店買來的飯團啤酒，然後幹公事直到凌晨兩點多。
接着這天下雨，於是決定看電影。看了三齣：
- 在西門站真善美看愛沙尼亞電影 The Fencer；
- 在信義區松山菸廠誠品電影院看德國片Look Who's Back；
- 在國賓長春看英國電影 Macbeth。
然後在酒店附近的小店點了不好吃的海南雞飯當晚飯，再在藥妝店買了一點常用的東西。
離開台灣這天到真善美看了比利時電影 The Brand New Testament，然後去MOCA看一個不好看的展覽。
這就是全部行程。啊不，還在飛機上分兩次開完賈樟柯的山河故人。
這才是全部行程的流水帳。
在台北當代藝術館看了一個“蜷川實花展”，展出的照片大都色彩斑斕、甜美好看，相中人、物不外是俊美藝人、花鳥蟲魚，我看不出有甚麽藝術價值，反而覺得新意、創意欠奉，看了一會就感到煩厭，又難以理解其吸引力、號召力何在，以致周末時參觀者大排長龍。於是飛快地把這展覽看完。
前天看英國設計師Thomas Heatherwick 的展覽，滿足感要多二、三百巴仙。
今天台北下雨，最好看戲。打算看三套電影：The Fencer，Look Who's Back，和 Macbeth。要分別到西門站、市政府站和松江南京站三家不同的戲院去看。時間有點緊張，不無難度。
我覺得如果這計劃能完成，明天可以看 The Brand New Testament。
實際上這樣子的行程真的比較緊張。看完第一套電影，我在開場前5分鐘趕到信義威秀影城去看第二套電影，但售票處人龍太長，於是到自動售票機買票，豈料無法以信用卡付款，那裏的職員告訴我售票機不接受國外的信用卡，說是國家規定。如果這個規定合理，那所有台灣人出國拿着本國發的信用卡使用任何國外售票機都應該被拒。那時已過了開場的時間，我只好不光顧這戲院，再走20分鐘的路去松山菸廠的誠品電影院看晚一點放映的同一套電影。好遠、好累。
但終於看完三套分別來自愛沙尼亞、德國和英國的電影。不錯。
因為這個週末在台北渡過，不能上班，於是昨晚趕着完成手頭一些工作，比平時更晚下班，回到家還要收拾行李（雖然是輕裝上路），比較疲累。到達台北後根本甚麽都不想做，只想倒頭大睡。
但弟弟認識一個台灣朋友，提議我可以到公館區逛逛，於是我就去到位於公館的台灣大學（現在“國立”二字在香港是不能說的字，呵呵）去逛。
所謂逛，其實也只是從正門走到圖書館，中間轉到農學院走一圈罷了。台大有一條椰林大道 (Royal Palm Boulevard），遍植大王椰子樹，很有氣派。目所能及的校園都滿是樹木，該開花的也開着花，嵌在其中的是有歷史（或看似有歷史）的建築。我起步時已近黃昏，温潤的空氣透着甜香。在自由蹓躂的人不在少數，有溜狗的，有拍照的，有踏單車的，有帶着小孩的，大家各適其適，氣氛很閒逸，我很喜歡。
我旅遊時也會去大學遊覽參觀，近期去過的有都柏林、京都、台中、首爾和釜山的大學，當然我也去過香港各所大學。這些大學都是開放的，公眾可以隨便進入校園。數年前我去北京時也遊過北大和清華，記憶中起碼其中一家要登記我的證件。這種思想和做法跟世界許多地方都不同。我還記得香港回歸以前，香港的政府總部是開放的。當然你不可以走進去遊蕩搗亂，但門是打開的，外面也沒有圍牆、欄柵。但回歸後不久政府總部外面就裝上了鐵欄，後來搬到一個叫“門常開”的建築物，外圍也是裝上了高高的鐵欄，把自己團團圍住，而且所有入口都設置重重關卡，彷彿很害怕所管治的民眾，我覺得這看起來挺有中國特色。
還會在台北留三天，完全不知道該幹甚麽。
在公司附近的星巴克買咖啡，店員把收據遞給我時用了一個韓式的表示恭敬的手勢。我會留意起來，是因為她用單手而另一隻手托着伸出的手臂，這與華人顯示恭敬時使用雙手分別很大。她對其他顧客也是如此。我心裏輕嘆，年輕人看了太多韓劇，有點忘了自己的家教。在韓流不如現在熾熱時，這動作曾引起誤會：韓國人顯示的恭敬被華人視為不敬。但現在大家似乎都習慣了。
可憐我以前有位澳洲顧問還炫耀似地提醒她的同事在華人地方交換卡片時得用雙手。
去年六月遷進了位於7樓的現居，轉眼渡過了夏天秋天冬天。早幾天隨意望出窗外，赫然看見窗外光禿禿的樹枝上開了紅豔豔的木棉花，驚喜不已。喜是因為我素來喜歡紅棉，驚的是整天埋首工作，竟然一直沒有留意這株從地庫停車場拔地而起的大樹是英雄樹。而且記憶中木棉通常在二、三月開花，現在已是四月，這個冬天其實比較長。
已故歌手羅文有一首歌叫“紅棉”，開首的歌詞曰：“紅棉盛放，天氣暖洋洋。英姿勃發堪景仰。英雄樹，力爭向上，志氣誰能擋。”每年春天看見木棉花，聽到杜鵑鳥的啼聲，就會想起這闋歌。
今天看那木棉樹，樹枝仍然光禿禿，花朵仍然紅豔豔，兩三隻小鳥停在樹上休息，讓人感到愉快。
只是不久就又要搬家了。
最近想起哥白尼和伽利略。哥白尼的名字小時候讀書時學過，但印象不深，於是在波蘭看到巨大的哥白尼雕像時還不曉得那是誰。伽利略則是如雷貫耳。這兩人的研究和學說比他們所處的時代超前許多。哥白尼是在臨死才出版其著作（不能說不聰明）；而現在看起來，伽利略其實也是小心翼翼地發表他的研究，但實在有逆於當時教廷的看法，百辭莫辯被逼害在所難免，只是把他軟禁而非活生生行火刑大概已算是好運氣。這就是共產黨常常驕傲地自稱“依法處理”(rule by law) 的弊處。落後野蠻不合理的法律，只要存在，當權者就可以運用來打擊異己，之後還振振有詞地說是“依法處理”，更別提那些法律以外莫須有的種種。
當然後來教廷自我修正。早幾年我在羅馬一個教堂看過關於伽利略的展覽（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79347-677225.html），中文名稱名為“聖人伽利略”。我想“聖人”是指像“孔聖”這種意思，而非被教廷封聖的意思。
想起哥白尼和伽利略是因為有朋友說現在香港連嘴裏說說“港獨”都不准。我的看法是：其實大家都可以隨便地講自己的想法，大陸說大陸的，政府說政府的，“港獨”支持者都是喜歡說甚麽就說甚麽。動口不動手不會有問題。現在不可能的事不代表永遠沒可能，大家都應該有自由討論研究，不然這世界怎會進步呢？但凡事都要小心，因為當權者當然會打擊異己。但如果連說說都不准，那就真是盡顯共產黨的落後野蠻本色了。
